在金文、《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中“圣”只是一个普遍的称美之词,“仅仅是比众人先通达事物道理的聪明人”而已。春秋战国时期,“圣”开始被理想化,“圣人”逐渐成为超凡人物的代名词。不同学派皆把自己推崇的理想人格称之为“圣人”:圣人既是儒家所说的道德品质极高的政治家、道家自然无为的真人、法家具有政治手腕的君主,又是中医家和于阴阳、治病救人的“杏林妙手”。汉代“独尊儒术”上后,“内圣外王”的圣人形象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圣人逐渐成为“完人”、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
圣人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作为人的最高目标,它是“千百年来由中国人所设计又被中国人所企慕和迨及的一种理想人格的载体,圣人的智慧和品格就是中国人在生命繁衍和文明创造过程中赖以汲取的力量源泉以及加以奉行的规范准则,甚至圣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面具有巨大精神号召力和情感凝聚力的伟大旗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联系着形而上的天、道与形而下的人、社会,是中华民族实现“天人合一”的中介。在好“圣”、爱“圣”、崇“圣”的人文社会环境里,中国文化中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有自己的圣人,如“文圣”孔子,“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医圣”张仲景,“史圣”司马迁,“茶圣”陆羽,“酒圣”杜康等。在军事领域,则出现了“武圣”姜子牙、关羽、孙武等人。
作为炎黄子孙生存方式、中华民族名片的武术在经历了军事技术、综合实用技术及体育技术的演变后,目前我们普遍把它当作一项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武术能有效地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帮助炎黄子孙找到回家的路。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武圣文化的问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历史上出现的姜子牙、关羽、孙武等所谓“武圣”仅是“兵圣”,不宜作为武术这项文化遗产的代言人,那么武术之圣会是谁呢,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尝试性回答。
l中国“武圣”文化的历史演化
汉代儒学被定为一尊后,圣人几乎成为“孔子”的专用词。延至唐代,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唐朝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51年):“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戌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王)”、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选历代名将为亚圣、十哲”。至此,“武圣”姜子牙成为与“文圣”孔子并列的古之圣人。与此同时,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绩、张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等“十哲”也与颜渊、子思、曾参一样受到世人的供奉和尊敬。
入宋以后,“扬文抑武”成为基本国策,此时将领们军事上的建树逐渐让位于封建道德的优劣。在这一过程中,“忠义”“勇武”的关羽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褒扬、加封,经历了“由人而侯,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圣的神圣化历史过程”而逐渐代替姜子牙的地位,成为新的武之圣者。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学士徐阶在为重修关庙所做的碑记中,首次写道大神关羽的地位应当与孔子相仿。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国家正式规定,大神关羽成为武庙主神。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满清统治者入关甫定,就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并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从此以后,关羽的武庙主神地位得以巩固。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关羽崇拜作为全民信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近现代,随着社会的发展,被封建社会的儒学思想塑造、包装出来的“武圣”关羽已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孙武“以讲求智慧谋略为干的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最符合现代社会竞争机制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新的“兵圣”“武圣”。
2原来“武圣”是兵圣
“武圣”、“兵圣”在研究文献中常有通用的现象,如褚良才的论文《兵圣孙武子乃齐将田开》中,题目认为孙武子是“兵圣”,但文中却说“春秋末,文宗武圣并现干世。文宗乃鲁之孔夫子,武圣即齐之孙武子”。很显然,褚良才将“兵圣”、“武圣”等同看待。另外,翟忠义的论文《孙武祖籍乐安考辨》中说:孙武的“著作《孙子兵法》向称兵经,被誉为兵学鼻祖,孙武也被尊为武圣”,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说“兵圣”“武圣”在古代中国的通用是可以“同情式理解”的话,那么现在则不同了。1901年,随着武举制退出历史舞台后,中国武术发展已经由军事武术和传统武术的二元结构过渡到传统武术和武术运动发展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里,武术的体育属性、文化属性迅速得到了强化。由此,武术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生产方式、中华民
族的一张名片。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武术军事冷兵器格杀技术的基本意蕴逐渐被隐藏起来。在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武圣”的问题。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发现不管是姜子牙、关羽,还是孙武,三位所谓的“武圣”实际上都是中国军事文化的浓缩积淀,是璀璨将星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名人崇拜情结在军事领域的具体体现。他们其实是“兵圣”而不是“武圣”。
2.1姜子牙孙武:智慧与谋略的化身
姜子牙和孙武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他们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主要靠的是智慧和谋略。
姜于牙,名望,字尚父,是公认的先秦兵家始祖,智慧谋略的化身。关于其身世、籍贯、出身等尽管自战国以来就扑朔迷离,存有不同的说法,但其人生经历大致清晰:他经历了事纣、避纣、讨纣的人生过程。姜太公归周后,被周文王尊为师,他帮助周文王修德勤政、暗中积蓄力量为灭商作了充分的准备,并最终经过了牧野之战打败了商纣。周灭商后,大搞分封,姜子牙因在创建周王朝过程中的卓越功勋而被首封于齐。封齐后,姜子牙面临莱夷的武力侵犯、管叔和蔡淑勾结武庚作乱以及南方的淮夷承继判周、策应武夷等三大严峻的军事形势,而运用其军事谋略,逐一完善解决, 不仅稳定了周王朝的统治,而且进一步提高了齐国的地位。
孙武,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其撰写的《孙子兵法》有“兵学圣典”“兵经”“世界古代第一兵书”之誉。他在对古代战争经验进行继承和总结的基础上,不但提出了“先胜”全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方略,而且第一次确立了系统、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
2.2关羽:忠义和勇武的象征
与姜子牙、孙武不同,宋以后,关羽之所以能成为“武 圣”靠的是忠义和勇武。
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这一点在关羽“降曹”“放曹”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刘备徐州兵败后,三兄弟失散。关羽在“降汉不降曹”“保证二位嫂子的生活供给”和“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的条件下被迫降曹。曹操得关羽后,“待之甚厚:三日小宴,五日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既赠战袍,又赠赤兔马,并封为汉寿亭侯。关羽在曹操处得到的厚遇在刘备处根本无法得到,他深知“丞相之恩,深入沧海”。但这一切都难于动其心,一旦听说刘备在河北袁绍处,即刻护嫂寻兄,义无反顾。这是关羽之“忠”,关羽之“义”则体现在“关云长义释曹操”的场面中。赤壁之战中,曹操兵败至华容道被关羽截住了去路。此时的关羽想起曹操五关斩将放他之恩而不顾与诸葛亮立下的军令状将曹操及其部下全部放走。关羽的这一降一放,表现出他独特鲜明的性格,而得到华夏民族的喜爱。毛宗岗曾将诸葛亮的“智绝”、曹操的“奸绝”和关羽的“义绝”并称为《三国演义》的“三绝”。
忠义之外,勇武亦是关羽得到世人崇拜的重要原因。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等均显示出关羽高超的武功造诣。高强的武艺使关羽还具备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神情气势。赤壁之战时周瑜请刘备到江东赴会,暗藏刀斧手,准备为东吴除去这个"心头大患”。但当得知刘备之后“按剑而立”的是关羽时,“瑜大惊,汗流满背”而不敢采取行动。
3岳飞:武术之圣的最佳选择?
历史上的“武圣”姜子牙、关羽、孙武等均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来认识的,他们其实是“兵圣”而不是“武圣”。那么谁才是真正的武术之圣呢?本文认为岳飞应比较符合条
件,其主要原因如下:
3.1 尽忠报国的理想人格
“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富有爱国思想的岳飞十分崇拜司马光,赞誉其为“先正”。他说“先正司马光有言,德胜才谓之小人”。据此,岳飞认为;“论人者,能审于才、德之分,则无失人矣”,主张评价人物的标准要看才和德两个方面。另外,岳飞十分崇拜诸葛亮、关羽和张飞,他以诸葛亮为学习榜样,“辅明天子,以享万世无疆之休”,他曾对部下说:“要使后世书册中知有岳某之名,与关、张辈功烈相仿佛耳”。也许正因为此,后世常将岳飞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认为岳飞的文章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后先辉映,并垂千古”。
需要注意的是,关羽和岳飞都有“忠”的一面,但两者间存有极大的不同,其中关羽是“降汉不降曹”式的忠,有忠于刘备的“义”在里面,而岳飞“尽忠报国”之“忠”是在“还我河山”、忠于国家基础上的“孝”。
岳飞冤死后,其“节俭廉洁”“谦虚敬贤”“教子从严”“奉母至孝”“身先士卒”“执法严明”的高尚情操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宋高宗赵构之后的宋孝宗是一个有志于对金用兵、收复失地的帝王。对岳飞之死,他非常痛心。登基以后,不断追封岳飞不同的爵位。1178年,宋孝宗确立岳飞的谥号为武穆,1225年,宋理宗转谥忠武。
1903年,首次称岳飞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第一民族英雄的文章一一《中国民族主义第一人一一岳飞传》在《湖北学术界》四月号上发表。至此,岳飞的民族英雄形象逐渐得到世人的认同。民国时期,内忧外患,岳飞作为民族英雄形象,更是完善、定型下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高度评价岳飞的精神,誉之为“民族魂”。1928年,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了一场“反迷信”的社会活动,对当时的庙宇神祠进行整顿,最后确定可以立祠纪念的先哲有状羲氏、神农、黄帝、嫘祖、仓颉、后稷、大禹、孔子、孟子、公输班、岳飞、关羽十二人。在这里,岳飞是作为抗击侵略的英雄被肯定,而关羽是作为忠义的化身被肯定。这一倡导,顺应民心,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英雄岳飞的形象完全定型,岳飞已经“从历史走向现实,已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主义象征”,“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位历史人物,能像岳飞那样,自爱凝聚中华民族儿女的向心力,激发炎黄子孙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中,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阿骨打、努尔哈赤等,谁都不能代替,他们谁都没有像岳飞那样的感召力。”至此,岳飞已经成为“千百年来由中国人所设计又被中国人所企慕和迨及的一种理想人格的载体”,成为“中国人在生命繁衍和文明创造过程中赖以汲取的力量源泉以及加以奉行的规范准则”,成为“一面具有巨大精神号召力和情感凝聚力的伟大旗帜。”
3.2 文武双修的一代儒将
“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栽在史册”。在中国人的眼里,岳飞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富有文学修养,是一个文武双全的“沉鸷”“儒将”,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
公元1103年2月l5日(公历5月24日),岳飞出生在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的一户农家【29。此时,宋徽宗统治下的北宋王朝腐朽不堪、民不聊生,社会剧烈动荡。生逢乱世的岳飞,“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岳飞的外祖父姚大翁一心培养岳飞,读书之外,他还请同县刀枪手陈广教岳飞抡刀使枪的技击功夫、请周同教授岳飞射箭的本领。“生有神力”“少负气节,沉厚寡言,性刚直”的岳飞武术功夫进步很快,很快就成为“一县无敌”的枪手,射箭技艺也很快超过了老师周同。
正是由于在家乡打下的深厚基础,从军后的岳飞如虎添翼,在其“以德为先”“以智取胜”“治军以严…临阵以勇”“用人以信”等军事思想锻造出的“岳家军”成为一支敌军闻风丧胆的威武之师,以至于金军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
临阵以勇、武艺精湛以外,岳飞的文学修养亦很高。其撰写的诗词虽不多,但却以激越高亢的英勇之气、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豪放与深沉的创作风格,在宋代文学史上占有-席之地。尤其岳飞所撰写的《满江红》和《小重山》更是被众多学者、研究者所论及。
另外,岳飞的书法亦师法颜真卿、苏轼、黄庭坚、张旭等名家而独成一格,与朱熹书法有“一文一武”之称。文天祥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岳飞的书法“若云雀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常,当吾世谁能及之,即后世亦谁能及之。”
3.3 心意拳、岳家拳的精神偶像
成熟与明清时期、直观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统武术有祖师崇拜的习俗,其所崇拜的祖师大致是著名军事将领或道、佛、儒家人物,如戚继光、岳飞、赵匡胤、张三丰、达摩、孔子等人。就圣人文化而言,传统武术拳种中有“文圣拳”和孙武子梅花拳与“文圣”“武圣”相呼应。
岳飞去世后,其“尽忠报国”的爱国主义、文武兼修的精湛武艺得到习武者的广泛认同和宣扬,而被心意拳、形意拳、岳家拳、岳氏连拳、岳家教、岳门拳、硬门拳、少林岳记门、岳王拳等多个传统武术拳种奉为精神偶像。通过现有史料来看,岳飞并不是上述拳种套路的直接创编者,但他对团结同门、形成特色技术体系[36]、引导拳派人员的武学进阶等方面均具有独到的作用。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142年1月28日),坚决抗金收腹失地的丰战派将领岳飞被丰和派的赵构、秦桧、张俊、万俟卨等人陷害后,岳家军将领将被倾轧、罢官,走的走、散的散。这些被罢官及走、散的岳家军将领将自己所掌握的军事武术技艺带进民间,并进而发展出范式岳家拳、忻州挠羊赛等拳种练习式样和民俗武风,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丰富和完善。
3.4不得不说的孙膑、赵匡胤和戚继光
除岳飞被尊为岳家拳的精神偶像外,孙膑、赵匡胤和戚继光亦分别被孙膑拳、太祖长拳、戚家拳奉为拳派的创始人,但三人并不适合做武术之圣的最佳人选。
孙膑,战国时齐国人,孙武后裔,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其用“减灶之法”,诱骗庞涓,其“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等均显示出孙膑的军事才华。孙膑拳,又称“大架拳”“二节腿”“长袖拳”。依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孙膑没有传授拳法的记载。该拳是清末民初时期由山东省茌平县的张景春传给阳谷县的杨明斋,后杨明斋将其传播到青岛并发扬光大。
这样看来,历史上的孙膑主要以兵法著称,他应与姜子牙、孙武共为“兵圣”较为合适。
“陈桥兵变”后,赵匡胤黄袍加身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经“杯酒释兵权”后,“扬文抑武”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由此,中国文化开始大步地由雄阔向精致转化。这种转化为中国传统武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延至明代,赵匡胤的玉拳(太祖长拳)、铁棒(腾蛇棒)已闻名遐迩,得到众多军事武术家和民间武术爱好者的青睐。但考虑到赵匡胤为取得帝位及维护统治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及“圣人”一般是封建帝王给臣民的封号等因素,他亦不是“武圣”的最佳人选。
戚继光是晚明时期著名的抗倭将领,受该时期“武臣好文”“文士论兵”风气的影响,戚继光兵儒结合、文武交融,其文有诗集《止止堂记》,武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两部兵书,并参与刊刻了宋代文学总集《文苑英华》。在练兵上,戚继光崇尚岳家军,由他锻造的戚家军令倭寇胆战心惊。托名戚继光创设的戚家拳、成家刀目前在北京、山东等地均有传承,且已经成为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引人注意的是,风靡全球的太极拳(尤其是陈式太极拳)明显受到戚继光《纪效新书》的影响。但戚继光与岳飞相比,我们发现明代这位“孤独的将领”并没有经过文人雅士及社会各界的层层包装,其人物形象优缺点并存、历史性重于文学性,而这正是本文推重岳飞是武之圣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岳飞作为武术之圣的话,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是他是否亦应划入“兵圣”的范围来探讨呢?
武术之圣的选择是否可以脱离开兵营而在社会上、民间来寻找呢?比如说在越女、陈王廷、僧稠等武术大师或精神偶像中来选择呢?
这是一个复杂、有意义且不宜过早下结论的话题。在此谨慎提出该问题,期待能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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